我们的这款PP箱，去年售价达到70多美元的“三件套”，如今已降至60多美元，然而在市场上，同类产品有的企业售价仅为30多美元，甚至还有更低的价格。这样的价格意味着什么？它甚至比我们的成本价还要低一半，市场竞争已经到了毫无底线的地步。近期，在谈及我国箱包行业竞争态势的激烈程度时，新明珠旅行用品（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明珠公司）首席市场官王厚明向第一财经的记者表示。
广州奥王达皮具有限公司的海外营销负责人黄聿也感受到了市场的激烈竞争。他提到，本次广交会上，参展的箱包商众多，但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多数产品差异不大。仅有少数产品具备品牌特色、创新设计或专利。在一周前广交会闭幕之际，黄聿在陪同第一财经记者参观展会后，不禁感慨万分。
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北美洲和亚洲主要市场的消费者信心出现下滑。在最近几年，箱包行业的销售增速有所减缓。此外，一些海外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在纺织和箱包等低端制造领域的产业，不断上调箱包进口关税。这一系列因素使得以代工为主要经营模式的中国箱包制造企业面临更加艰难的生存环境。
（海外客商挑选中国箱包产品 记者吴绵强摄）
内卷困局
2023年，人们出行全面解禁，箱包行业迎来了销售热潮。然而，这股热潮并未持续到2024年。尤其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无论是内销还是外销，市场需求都显得较为疲弱，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王厚明如是说。
新明珠公司，王厚明所在的企业，是广东省内一家专业生产箱包的公司。该公司的年营业收入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起初，公司以生产软箱为起点，后来逐步转向生产硬箱，而现在，公司又推出了附加值更高的铝镁合金箱等创新产品。公司希望通过这些创新产品来稳定市场波动。
铝镁合金箱产品目前市场上普遍存在价格竞争激烈的现象。去年，我们成功研发了一款超轻型的铝镁合金箱，受到了客户的青睐。这款箱子的出厂价格大约在五六百元左右。然而，在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却普遍低于我们，有的甚至只有两三百元，甚至还有更低的价格。王厚明这样说道。
当前国内市场竞争激烈，众多企业纷纷投身于低价产品的争夺战，这种状况不利于产业的提升以及企业的持续发展，对此，我们选择不参与其中。黄聿如是表示。
黄聿的企业坐落在被誉为“中国皮具之都”的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该地是南方皮具制造业的核心区域。根据广交会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在本届广交会的第三期活动中，花都区参展的箱包企业共有234家，展位数量达到了666个。
不仅如此，记者在广交会展馆参观时观察到，参展的箱包企业数量众多，不仅涵盖了花都区，还包括了广州市的白云区，以及广东省的江门市，还有来自浙江、河北等地的参展企业。
受访人士认为，箱包行业的“内卷”现象主要源于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产业分布过于分散等原因。我国作为全球箱包生产的关键地区，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箱包消费市场之一。据中研网数据，2022年，我国箱包消费品的零售总额达到了2318.9亿元。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表明，在2022年，我国服装、鞋帽以及针纺织品类商品的零售总额达到了13003亿元人民币。
黄聿表示，箱包的市场份额远不如服装。他解释道，服装是消费者全年都会购置的物品，平均每年至少购买四件，而行李箱或双肩包的年购买量则相对较少。
同样地，箱包制造业在中国也呈现出分布广泛的特点，其中代工生产是主流模式。根据中国皮革协会提供的数据，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箱包生产国。在经营模式上，箱包行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别：首先是加工制造商，即OEM；其次是专业制造商，即ODM；最后是品牌运营商。我国市场主要依托ODM/OEM模式，产能遍布广东、浙江、河北白沟、湖南邵东以及辽宁南台等区域，我国箱包制造业的产量已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70%以上。
产业分布如此广泛，究其原因，箱包制造中的车缝技术依赖众多人工操作，目前尚无机器能够全面取代这一技术，故而小规模企业仍具备一定的起步优势，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例如，在一个家庭中，父母与孩子各操作一台缝纫机，共同完成生产任务。通过这种分工合作的方式，他们每天可以生产出数十个箱包。若这种模式在村与镇之间普遍推广，便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这正是我国内陆多个省份箱包产业带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生产规模的关键所在。黄聿向第一财经记者如此阐述。
箱包行业门槛较低，仅需投入数百万资金即可设立工厂。只要选对了两款产品，一旦这些产品成为热销爆款，短短一两年内便可能实现千万级别的销售收入。该行业的一大陷阱便是轻易陷入价格战，导致各企业的利润普遍偏低。黄聿指出，尽管国内拥有众多年营收数千万元的箱包企业，但突破业绩瓶颈却非易事。
奥王达作为广交会的常客，每次参展都会带来众多新品，供海外客户挑选。在广交会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我们精心研发的新款产品，一旦在会场亮相，就有同行过来拍照，随后在下一次展会中，许多展位便会模仿我们的设计。黄聿如是说。
倒逼转移
王厚明，箱包市场的资深从业者，扎根此领域已近二十年，亲身经历了箱包产业的风雨历程。他不仅目睹了2016年前后箱包需求激增的繁荣景象，还承受了2020年以后出行受限给箱包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
王厚明现在愈发体会到箱包行业的困境，不仅市场竞争激烈，出口业务也面临着挑战。目前，海外部分国家正致力于保护本国以皮具制造为首的低端产业，对来自我国的箱包产品频繁提高关税，这无疑使得众多小型箱包制造工厂的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8月1日，巴西联邦政府实施了新的税收改革政策，对价值50美元及以下的进口商品实施了20%的单件关税。在此之前，美国大选候选人特朗普曾公开宣称，一旦他赢得大选，将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高达60%以上的关税。外贸从业者普遍预计，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纺织、服装以及箱包等众多商品的出口成本极有可能显著增加，进而影响到其销售情况。
黄聿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当前海外国家实施的增税措施，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出口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这也给国内部分从事低端箱包生产的厂家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黄聿提到，若是在京津冀的箱包制造区采购单价3美元的箱包，若海外目标国家加征关税，经销商将难以承受，因此众多企业正考虑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
我们的箱包商品直接从我国运往美国市场，面临可能的高额关税。相较之下，若从东南亚地区出口至美国，则可能无需缴纳关税，或者只需承担10%的关税。黄聿指出，这便是众多具备实力的箱包企业选择将生产基地迁至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众多知名箱包企业已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作为我国箱包行业内的首家A股上市公司，开润股份（.SZ）近期对外透露，除了在国内安徽滁州拥有重要的生产基地外，其产能布局已拓展至印尼、印度等海外地区。
第一财经记者透露，新秀集团，作为浙江箱包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已经在柬埔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并设立了生产基地。与此同时，另一家行业翘楚——浙江爱美德旅游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爱美德），亦在泰国展开了投资，并建立了自己的工厂。
开润股份表示，印尼在劳动力成本、关税成本以及终端消费市场潜力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该地区的人工成本大约比国内低40%，若在泰国建立生产和销售基地，生产成本将显著下降，同时还能有效抵御美国可能加征的关税。爱美德的相关人士这样说道。
黄聿指出，在吸引外资方面，东南亚部分国家表现尤为积极。印尼的工业基地更是主动伸出橄榄枝，热切邀请我们前往设立工厂。他们不仅会提供优惠的土地供应，还承诺一系列服务政策以给予我们支持。黄聿如是说。
目前，广东地区的一些领先皮具生产企业已在印尼、柬埔寨等地设立了生产基地。黄聿指出，这些中国企业一旦在当地进行投资并建立工厂，便会将国内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技艺娴熟的工人、先进的机器设备以及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等一并迁移过去。部分产品甚至可以直接在当地完成组装和出厂。
产业转移是一种自然现象，正如昔日亚洲的“四小龙”将制造业迁移至我国，如今我国本土制造实力不断增强，也将部分低端的制造业转移至更为落后的东南亚地区。黄聿如是说。
尽管不少海外国家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箱包生产链，然而，这些体系的运作效率以及当地的商业环境，依旧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今年年初，王厚明结束了对东南亚市场的实地调研。他观察到，在全球贸易格局下，除了关税和人力成本，中资企业在东南亚的运营费用实际上并未低于国内水平。
王厚明指出，东南亚地区的供应链整体效率与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仿，基础设施尚未充分发展，即便是60公里的路程，也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此外，相关机构的运作效率较低，营商环境以及产业配套的完整性，均无法与中国相提并论。
黄聿身为奥王达皮具在国际市场的营销主管，自今年起工作日程便颇为紧张，频繁地跨越国界进行出差。在九月，他再次踏上了旅程，访问了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
我发现“中国制造”的标签已不再是过往那种中低端产品的象征，在巴西圣保罗，这个南美洲最大的皮具批发市场里，几乎遍地都是中国生产的商品，其中不乏高端产品。黄聿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与昔日相比，如今“中国制造”的出海之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哥伦比亚，我曾目睹当地的生产工厂和微型作坊，它们与我国的一些产业园区颇为相似。在那里，一个家庭三到五口人，每个人操作一台缝纫机，就能迅速搭建起一条小型生产线。黄聿表示，一些海外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对箱包制造等中低端产业实施保护，然而，他们却无法生产出高端市场产品。因此，他们不得不转向中国市场进行采购，这无疑为我国的箱包出口企业带来了商机。
打造高端产品，离不开完善的供应链系统、出色的设计研发能力以及精湛的工艺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撑。
众多独具创意且迎合中高端消费群体的包袋产品，在一些海外国家难以设计制造，因为这些国家缺乏完善的供应链网络，高端原材料和精密机械设备也不足，且工人的生产技能和品质与中国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故而需来我国采购成品。黄聿指出，现阶段，众多南美企业纷纷来我国采购布料、辅料、五金配件等生产要素，目的在于本国生产中低端产品。
提高附加值
在哥伦比亚的首都圣菲波哥大，若需订购品质上乘的包包，却面临优质面料、辅料以及编织工艺的短缺，根本无法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如此情形下，生产活动又该如何进行呢？黄聿如此陈述。
除了供应链体系之外，这些国家的制造设备水平同样需要提高。黄聿在波哥大实地考察时指出，当地设备较为陈旧，工人们掌握的技能相对单一，主要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缝合工作，而对于一些技术要求较高的如包边和埋袋等复杂车缝工艺，他们则无法胜任。
某些国家在皮具产业链方面不够完善，与我们国内产业链的强大优势形成鲜明对比。生产一个皮包，需用到各种原材料、辅助材料和五金配件，多达数十种。只需几个电话，原材料便会迅速送达，次日客户所需的原材料便准备妥当，随后即可投入生产线，迅速完成生产并交付。黄聿指出，一个产业的供应链体系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构建完成，国内皮具产业本身就拥有坚实的根基。
例如，花都区相关部门先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狮岭镇拥有箱包生产及经营企业达1.7万家，个体工商户6.3万家，同时吸引了检测机构、原材料及辅料供应、废弃物回收及再利用、机械设备等相关配套产业以及上下游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共计32家。2023年，狮岭镇箱包皮具产业集群的产值达到了124.96亿元人民币。
狮岭的显著优势在于其产业链的完善程度。据当地一家箱包企业的负责人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在产业供应链中，高达80%的企业能够在当地找到所需资源。
这也是黄聿坚定看好中国市场及其背后供应链的主要原因。
并非所有人都倾向于购买价格亲民的10元低端包款。然而，总有相当比例的顾客，他们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追求品质更优的中国品牌包袋。因此，黄聿指出，我们只需专注于吸引这部分消费群体即可。
王厚明指出，箱包行业的发展趋势中，依然存在一部分消费者对产品有着较高的期望，他们追求优质的工业设计、卓越的产品质量以及富有创意的细节处理。此外，部分欧洲客户还期望供应商在环保回收领域进行创新实践。
王厚明强调，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投身于研发创新，推出独具特色的产品与服务，这样才能扩大毛利和生存空间。若仍旧固守以往的发展模式，仅仅专注于OEM业务，并盲目跟随大品牌进行抄袭、模仿，那么未来的出路将不容乐观。
中国品牌日益兴盛，王厚明任职的企业亦在主动优化其市场战略。他们旨在成为一家涵盖所有品类的综合服务提供商，区别于那些专注于箱包单一细分市场的工厂。今年，他们成功推出了全系列箱包产品，旨在向海外客户供应全方位的“一站式”服务。王厚明这样表示。
现在的箱包店产品越来越多元化，可以给客户不同的购物体验。
我们期望通过聘请知名设计师，运用统一的设计语言，打造出完整的系列产品，为顾客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这样一来，顾客在公司采购时，过程将变得极为便捷和简单，无需再市场上寻找其他品类的商品。王厚明指出，公司主要经营策略依旧是以OEM和ODM为主，同时也不忘发展OBM（自有品牌），以此不断提升产品价值，确保业务更加稳固，并在毛利等收益方面实现更丰厚的回报。
黄聿指出，公司坚持不参与价格战，转而专注于品牌宣传、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及客户服务。其自有品牌已在150个国家和地区完成注册，并在76个国家展开销售，这一模式成为公司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不久前结束的广交会上，奥王达皮具展出了新款旅行用雨衣包，吸引了众多海外买家的关注。我们致力于不断推广品牌，强调研发投入、追求高品质以及提供卓越服务。只要我们的品牌在消费者心中根深蒂固，产品品质超越同行，设计更新迅速，功能全面，服务更加出色，我们便能够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固的销售网络，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防线”。黄聿表示，此举还能增强企业品牌影响力，即便价格高于同行，仍会有消费者愿意为这种“高价值”支付额外费用。